Today, Zhejiang University, a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ones in Eastern China, sends its student delegation to visit Zunyi City, looking for old dreams every yea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jiang University was forced to transfer to Zunyi City in Feb of 1940.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traveled 2 600 km from Zhejiang Province to Zunyi City and settled down in three places. Thus Zhejiang Univers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campuses: Zunyi, Meitan County Seat and Yongxinchang Township. Those places are about 90 km away from each other. Life here was hard but still meaningful. Some of the students have become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such as Prof. Daozheng Lee and Prof. Su Buqing. This trip has been named academic long march in history. Here is a memoir, which reminds us of this academic long march and of the vanished springs of the former students.

声  音

   “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浙大学子东返前诗句

    “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晨雨夕聚一堂。  
   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

——浙大教育系系歌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1945年10月27日，英国《自然》周刊 李约瑟

    “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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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贵州人，不知道浙江大学与遵义的七年之缘，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这是我们费尽周折，寻访浙大遗迹之后真心的慨叹。
    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抗日烽火中举校西迁，来到遵义。

西    迁

    原遵义财校副校长幸必达老人当年正好就读浙大，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追忆那些如流水般美丽的年华。
    在幸必达深情而绵长的叙述中，浙大西迁的历史长卷在我们眼前展开。 
    位于西湖之滨的浙江大学，创建于1897年，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出任校长。1937年11月，日寇逼近杭州，浙大举校西迁。被称为“文军长征”的西迁历时两年三个月，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区，行程2600多公里。正是这次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的迁徙让浙大与贵州遵义相遇了。 
    1940年2月，浙大在遵义复课，一时老城新城都布满了浙大的师生员工。5月，理、农二院迁往距遵义75．5公里的湄潭县城，设湄潭分部。12月，浙大又在距湄潭县城15公里的永兴场(当时为黔北四大场镇之一)建一年级分部。
    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相距90公里，由于浙大三部的建立，师生往来，联成一体，成了两个大学城和一个大学镇，构成了战时大学的大观园。

碑    亭

    了解浙大在遵义的经历，“浙大碑亭”必不可少。1946年6月，竺可桢率浙大师生回迁杭州，临行前留下了“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记载在遵义办学7年的院系、设备及教学概况，刻石立于浙大校本部(原省立三中)内。
    80年代，有关部门以此碑为地方珍贵史料，特拨专款，建亭于遵义市湘滨公园（现名添秀公园），这就是浙大碑亭的由来。
    我们慕名来到添秀公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久负盛名的碑亭。几经打听，才知道，这里即将修建一座大桥，为防损坏碑亭，已先行转移，待桥修好后再迁回。
    碑亭虽然没有找到，但浙大在遵义的繁花似锦的成果却是不会被遗忘的。遵义时期是浙大校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浙大开始西迁时只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共16个系，1946年回迁杭州时，已有7个学院、28个系。194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两次参观浙大，对浙大科研水平之高、学术空气之浓，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将浙大称为“东方的剑桥”。
    将浙大在遵义的累累成果全部罗列出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只能记下最有代表性的一束，以作为对先贤的纪念。文学院的科学成果有《中国史纲》、《二十八宿起源考》、《遵义新志》……理学院在湄潭诞生了我国古典微分几何的“浙大学派”;三角级数和我国数学史的研究享誉国际……工学院化学工程首屈一指，油脂研究、日用化工、萃取理论和工艺改进、活性染料等都是难得的成果……师范学院一批关于“物理心学”的论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备受国内外心理学家重视……　

高    风

    在湄潭县文管所陈邡副所长的引荐下，我们见到了当年曾就读于浙大附中的唐德声老人。
    浙大当年在湄潭县城新办了浙大附中和浙大附小各一所，浙大员工子弟和湄潭青少年都能入两校学习。
    74岁的唐德声与竺可桢、苏步青等知名学者的孩子同校学习，至今提起来，老人还有些自得。
    不过，最让老人难忘的，还是众多知名学者的高风亮节。浙大校长竺可桢受命于危难之际，立身方正、治学严谨，对浙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竺可桢以“求是”为一生奋斗准则，他认为:“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名教授汇聚浙大，梅光迪、张绍忠、费巩、苏步青、贝时璋、谈家桢、王淦昌、钱钟韩……
    众多的科学家在遵义培育了数以千计的高级科技人才，这当中便有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
    战时浙大的简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破烂的庙宇、祠堂，低矮陈旧的租住民房，然而，教授们却在此安心治学，为国育才，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苏步青教授诗云:“住惯黔中湿漏天。”祝廉先教授诗云:“遁迹黔中爱此邦。”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深情回忆:“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当我想起在湄潭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竺可桢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作为校长，他常常要从遵义赶往湄潭，但是战时汽油太贵，他舍不得用自己的专车，往往挤公车前往，其艰苦办学可见一斑……　

惠泽乡里

    浙大湄潭分部的文庙为办公室兼部分教室和图书馆，如今文庙已成为浙大纪念馆。
    19岁的少女王娟娟是文庙的解说员，负责向来宾介绍浙大在湄潭的有关情况。
    王娟娟告诉我们:她的爷爷当年也就读于浙大附中，而且与竺可桢的儿子同班。
    于是，77岁的李羽如老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几经周折找到李羽如时，老人正兴致勃勃地与几位票友在唱戏，一出苍劲浑厚的《碰碑》赢得一片掌声。
    李羽如告诉我们，京剧是浙大带到湄潭来的，他就是在附中念书时迷上的京剧。
    事实上，浙大给遵义带来的远不止京剧。1940年到遵义后，竺可桢非常重视大学对地方的贡献，号召师生要为贵州办些实事。首先是文化教育，浙大工、农、师范三个学院随即负起贵州工业职校、农业职校、中等学校的英语辅导工作，又帮助成立湄潭县职业学校。其次是以科研成果推动当地生产。史地系刘之远副教授调查勘测的锰矿，发展成为遵义铁合金厂，是我国第一家专业的铁合金企业;蔡邦华、唐觉生师生合作研究的五倍子，促进了遵义第二化工厂的发展;茶叶的研制扎根湄潭并扩大到黔北，“湄红”、“湄绿”又新增“遵义毛峰”，畅销国内外。应该说，浙大不仅给遵义输入了现代文明和科学信息，而且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感谢历史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浙大与遵义不期而遇。
    这是一次让双方都永难忘记的遭遇，这段患难之交永远留在了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
    浙大人对遵义寄托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认为:浙大是在遵义崛起的。
    这种感情一直延续下来，历经61年而未疏远。如今，浙大已多次为遵义开办人才培训班，每年，由浙大学生和一些浙大故人组成的“寻梦团”都会来到遵义。
    而遵义人也把浙大作为自己永久的朋友，湄潭的中学叫做求是中学，求是正是当年浙大的校训;湄潭有20来位七旬老人，都是当年就读浙大附中的，他们现在定期要聚会一次，畅叙当年难忘的往事……
    与遵义及湄潭的有关人士谈起浙大旧事，许多人均表示:遵义会把与浙大的相遇不仅仅当成历史，尤其在西部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段历史将成为遵义宝贵的财富。
    其实浙大之于遵义，就如西南联大之于昆明。这是贵州与先进文化的一次“亲密接触”，如何让这次“相遇”超越历史，为遵义乃至贵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动力，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